今年1万亿元降成本的任务中，降电价的贡献预计能占到1/10――1000亿元。

1000亿元怎么降？国家发改委算了一笔总账：“一改革”，上半年进行的第二、三批输配电价改革，完成降价380亿元；“两降低”，电价包含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中，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征收标准降25%，降价金额为160亿元；“三取消”，取消通过电价征收的城市公共事业附加共计350亿元、取消电气化铁路还贷电价共计60亿元、取消向发电企业征收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共计390亿元。

企业的微观账本中，电价能降多少？“不是所有的降电价政策都与我们企业相关，输配电价改革带来的电价降低和城市公共事业附加的取消是普惠的。”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涛告诉记者，电价能降2分钱左右，公司每年用电三四百万度，用电成本降低区间在7万―10万元。“电价降得不多，但企业有感觉。”邹涛说，对用电大户来说，普惠政策显然会有更大的红利。

邹涛认为，节能降耗，企业自我挖潜更重要。他介绍了公司的电能管理方案：“泰胜风能较早与第三方企业开展电能管理合作。第三方企业提供的电能管理系统实时监测生产现场用电情况，开几台设备最节能高效？什么时间段生产最省电费？通过大数据分析精确规划用电量。”实施更加智能化的电能管理方案后，公司单吨产品用电成本下降近10%，平均每度电价下降近0.1元，年降成本在百万元以上。

邹涛很清醒，在国家普惠政策下，降成本和增实力之间不能完全画等号。“国家降成本是为了让企业的包袱轻一些，创造更公平更良好的营商环境，要真正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必须自力更生，才能应对各种市场变化，比如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邹涛说，去年到今年，钢价一路看涨。作为一家以钢为原材料、原材料成本占总成本近六成的制造企业，泰胜风能的原材料成本一年间几乎翻倍。“我们采取了套期保值等措施，在期货和现货市场建立对冲机制，一定程度上锁定成本，降低钢价波动带来的风险。”

“政府应该降的是不合理的成本，比如制度性交易成本，但降成本的主体归根到底还是企业自己，毕竟降本增利是企业天然的动力。”邹涛说。

今年上半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对1.47多万家企业开展“降成本”调研。结果显示：总体看，政府降成本目前面临着高成本时代降成本的有限性、成本全面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创新能力不匹配性、降成本与防风险的矛盾性、成本转化增值的低效性等难点。要认识到成本的本质是风险的转化，降成本的着力点是降低公共风险和不确定性；实体经济成本高的根源在于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速度与公共风险产生的速度不匹配，从而产生各种有形与无形的交易费用，最终转化为企业的各项成本；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整体的体制机制创新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