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就要着手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包括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包括生态上人与自然和谐的平衡发展、生态良好的充分发展。

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规模化工业化社会化大生产，满足了人民对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需求，甚至出现了过剩，但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体，美丽的森林，多样化的物种，宜人的气候等自然的生态产品的供给出现短缺，成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补齐的短板。而且，工业化大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缺乏生态属性或品质，有的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甚至危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补生态产品供给不足的短板

从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理解看，生态产品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产品和服务，包括没有受到污染的空气、自然循环的水源，鸟语、花香、水清、天蓝、宜人气候等。这类自然属性的生态产品的提供，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是充裕的；在制造业规模巨大的工业社会，自然生态产品的数量锐减、质量退化、分布萎缩。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蓦然回首，发现我们作为自然一分子的人类，正在失去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

如何才能逆转这一态势，提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自然生态产品呢？首先需要价值理念的转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然生态是民生福祉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我们的生命离不开绿色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就必须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我们当前的状况，是“靠山吃山”、“有水快流”， 从而破坏了绿水青山，造成绿水青山供给的严重不足，而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绿水青山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胜过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可以开发利用，变成生态资产转换为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够转换为绿水青山。濒危动物我们可以保护，但已经消亡的动物，我们不可能让它们再生。中东石油资产可以建高楼大厦，但不可能在中东荒漠上建造森林。

第二，要科学地理解生态产品。我们的消费或需求是具体的、单一的、明确的，但是，这些产品的生产和提供，则是相互关联的，系统一体的。在雾霾环境下，我们可以通过空气净化器在封闭的环境里提供净化的空气，也可以人工生产纯净水，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产品。尽管净化的空气没有污染物，没有细小颗粒物，但是，也没有自然环境下清新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净化的水，没有与自然俱来的人体需要的矿物质。这就要求山水林田湖草统筹协调，形成生态的平衡，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三，生态产品的生产方式，不能是工业化的手段，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野生动物的保护，我们可以提供温湿条件，提供实物保障，但是，一旦人工条件不存在，这些野生动物也就难以生存了。如野生动物园里的虎豹，人工圈养，没有生态系统的食物链，生态系统的功能和多样性，就失去了虎豹生龙活虎的精气神。不符合自然规律，所得出的产品和服务，也就不可能是生态的。自然得以休养生息，生产和提供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产品和服务。

第四，要打造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人类不是超越自然的存在，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人类是生态系统生命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表面上，我们似乎可以征服和掌控生命共同体的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但实际上，我们的认知水平和能力不可能超越自然，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

增加生态属性产品的供给

从更为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看，生态产品的内涵还要求：社会化大生产提供的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必须具有生态属性和品质。所谓生态属性，主要指工业化生产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会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建造工厂、发展城市，而是要求工厂的生产和城市的建设要有红线，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不危及工厂和城市范围以外的自然和生态环境。

所谓生态品质，要求的是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会危害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共同体成员的健康和生命。例如家居产品的甲醛污染，农产品的重金属污染、通过化石能源燃烧提供能源服务而排放的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有毒有害气体等。同样，农产品生产需要防治病虫害，人类生活居住环境，需要消除蚊虫滋扰，但控制对于人类有害的病虫害，不能采用导致“寂静的春天”的化学毒药，因为这样，病虫害是消灭了，但同时也消灭了有益于人类的各种生物，其结果是直接危及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有机农产品、可再生能源等，就是比较典型的具有生态属性和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实际上，生态属性和品质的生态产品和服务，还包括污染治理、废弃物回收利用等，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还能提供工业化物质生产原材料。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再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论是严格意义上的，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都是对工业化社会化大生产的投入要素的数量和品质的保护。自然不仅是人类直接消费的必需品，也是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的原材料。其存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品、农业品和服务产品的生态属性和品质、人类直接需要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从而影响人类福祉。这也是为什么说，环境就是民生，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资产的存量和质量水平，也决定了工业化社会化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的效率。生态资产存量高，质量好，生产成本低，产品质量好，市场需求大，社会生产力也就高。这也说明，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释放生态红利

更加充分的发展，需要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生产力的提升，释放的、增值的，是生态红利。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基础最普惠的共享经济；绿色低碳，是扩大生态产品和服务生产和提供规模和水平的新的增长点；具有生态属性的产品和服务，当前是中高端收入群体的消费品，也会不断进入寻常人家。增值生态资产、消除生态负资产而带来的就业、经济增长，所释放的生态红利，成为满足人民生态环境美好生活需要的更加充分发展的新而且持续的动能源泉。

所谓生态红利，是指生态产品以及具有生态属性和品质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所带来的就业增量、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提高而形成的可持续的生态友好的社会收益。生态红利主要源自于生态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生态负债的减少而提升的生产力所形成的社会收益。生态资产保值增值所能够形成的增长点包括，一是自然生态产品和服务（例如天蓝、地绿、水净、生物多样性）的数量和品质的供给增加，而提升的民生福祉（健康、旅游）和社会收益。喜马拉雅冰川融雪水，是纯天然的，其市场价格，扣除生产和运输成本，仍然要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就近水源的自来水，也要高于人工过滤的纯净水。科学家在自然湿地发现的不孕系水稻和海水稻植株，所产生的收益，要远高于人工种植水稻的种子。森林中的负氧离子，也是人体健康所必须。湿地对污水的净化，森林植被对水土的保持，所提供的服务，也并非人类劳动所能简单提供。

自然的生态产品如同土地，也有级差之分。有的具有较高的生态和市场价值，有的则相对较低。但是，这些级差较低的生态产品，可以成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载体而提升生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如由于人口增加需要增加粮食生产而通过修筑梯田提高山地的土地生产力。又如，季风气候条件下一些地区的降水季节年际波动很大，劳动和资本投入修建水坝，在雨季拦蓄洪水，不仅减少可能的洪涝灾害，更是可以提供农业灌溉、城市工业和居民生活供水，还可以提供零碳的水电服务。自然系统中水循环这一生态产品，可以高于自然状态下的供给和价值，增加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产出水平，而放大生态红利。

在自然生态系统受到破坏而退化或人为干扰的情况下系统功能弱化，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通过植树造林、野生动植物保护、动物迁徙通道建设，而人为改善生态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还有一种情况，不需要劳动和资本的投入，而是减少对系统的干扰，例如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湖、还草、还湿、休渔，通过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而使生态资产保值增值，从而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升生态产品（例如洁净的水）和服务（例如保持水土和生物多样性）的产出和供给，对生产力的保护发展和民生福祉改善提高而形成的社会收益。

污染防治和废弃物利用所形成的减少生态损失和增加生态产品的双重生态红利。例如废旧电器回收利用、垃圾发电、利用农作物秸秆发电、生产饲料肥料建材、中水回用等，不仅保护环境，而且提供就业，增加收入。具有生态属性和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例如有机农产品、节能产品、风能光能利用产品和服务，而提升的社会总收益。例如太阳光伏发电，其设备的生产、运输、安装、运行维护，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形成新的增长点，所提供的零碳能源服务，是气候友善的，不会恶化气候环境。当然，太阳光伏设备的生产需要减少和避免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排放。

自然系统是非均质的，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生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差异，在一些情况下构成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灾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建造生态廊道、人工湿地，而减少生态损失和风险，例如海绵城市的建设和维护等，提升的系统稳定性所保障的系统收益以及所增加的就业，也是具有生态属性的一种红利。

增加生态产品供给的主要途径

如何释放生态红利，增加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呢？首先是打造绿水青山发展生态红利。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退化的绿水青山，能够自然修复的，自然恢复优先；自然修复困难的，投入资本和劳动力，以科学手段加速打造绿水青山。河北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就是人工投入加速生态产品和服务生产的成功个案。对于生态功能比较完备的绿水青山，则要保护，能够提升的，则要改进提升。从而保护和发展自然生产力。

其次，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激活和释放生态红利。自然资产产权制度的改革，可以明确生态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从而激发生态资产的红利释放。改革生态文明体制，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尤其是自然资源资产的管理和自然生态的监管，确保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第三是“绿色发展”、“绿色崛起”转换并获取“生态红利”。新旧动能的转换，是需要找准新的增长点。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绿色金融，可以有效支撑和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促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降低能耗、物耗。在传统工业制造业领域，获取生态红利。

消费模式转变发现和拓展生态红利。消费者是重要的生态红利的发现者和市场推手。分布式能源、纯电动汽车、垃圾分类，没有消费者和公众的参与，生态红利就没有市场。这也表明，需要激活市场扩大供求实现生态红利。

生态创新推广应用生态技术放大生态红利。发现野生海水稻，如果没有技术研发和创新，海水稻的种植规模和产出，显然不具备市场竞争优势。划定生态红线保障生态资产而溢出生态红利。生态安全屏障，必须要有一定的生态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十九大报告明确列出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原因。有些红线的划定，看似对经济产出有不利影响，但却是生态红利的基本保障。例如面积在数百平方公里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不仅是濒危动物得到保护，而且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自然生态产品的生产，具有巨大的生态红利。

控制污染改善环境，消除生态负债，保护生产力，复原生态红利。治理历史积累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肆虐华北地区的雾霾，需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才能打赢蓝天保卫战。如果地表水的治理看得见，受到污染的地下水的治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只要从源头上消除污染，地下水质必然会不断提升。加强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事关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必须要加大力度，消除这些生态债务，使自然资产得以恢复，生态红利得以复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我们要建设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产和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从而实现平衡和充分的发展。作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还要为全球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提供中国方案，保护全球生态安全，增值国际生态红利，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潘家华，系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