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特别报道丨姚枝仲：关注影响世界经济走势的三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关注影响世界经济走势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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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张娜

在12月5日举行的第三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对话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就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作专题发言。

姚枝仲说，要特别关注影响世界经济走势的几个问题。

一是世界经济回暖的基础是否稳固。

姚枝仲认为，目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取得明显进步，但发达经济体长期低利率的环境没有根本改变，欧元区和日本还处于负利率环境，说明发达经济体金融中介偏好安全资产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另外，居民和企业的资产价值回升较快，但其负债水平还没有明显下降。可见，世界经济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复苏，但还没有恢复到强劲、可持续的增长轨道上。

二是国际贸易增速提升是否可持续。

姚枝仲认为，考察国际贸易增长势头是否会回到可持续的高速增长轨道，首先需要理解导致2012年至2016年期间国际贸易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原因。总结起来，国际贸易低增长的原因主要有六个。一是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引起出口需求下降。二是商品价格下降，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导致出口额的增长低于实际货物出口量的增长。三是金融支持力度减弱。四是贸易自由化的红利逐渐消失。主要是因为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区域贸易谈判虽然方兴未艾，但没有实际生效的重要协定。五是世界经济增长由更多地依赖制造业转向更多地依赖服务业，经济增长带来的制成品贸易比过去更少。六是全球价值链扩张速度放缓，中间产品反复过境产生的国际贸易减少。

上述六大导致国际贸易低迷的因素是否已经得到改变？姚枝仲认为，从目前来看，世界经济低迷状况有所好转，需求已经有所回升，商品价格也有一些回升。但是如果排除价格因素，货物实际出口量的增长没有那么高。2017年前两个季度，世界货物实际出口量同比增长分别为4.4%和3.5%，比上年同期上升幅度分别仅为3.8和1.0个百分点。金融支持方面，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有所修复。贸易自由化方面，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贸易便利化协定》，但是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以及美国与中国的双边投资条约（BIT）谈判基本陷入停滞，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加剧。以服务业为主的增长趋势也没有改变。印度、越南和东欧地区虽然开始加入全球生产网络，但是还没有引发全球价值链格局大的变动。所以，国际贸易活跃的基础并不是特别稳固。预计未来全球货物出口额的增长率会在5%-10%之间，实际货物出口量的增长率会在5%左右。

三是美国财政货币政策会有何外溢效果。在他看来，美国财政货币政策未来将由两大因素主导，一是特朗普的财税方案，二是美联储的加息和缩表节奏。这两方面的政策均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特朗普的财税方案有三个核心要素，分别是减税、降低政府开支以及增加国防和基建投资。减税主要是为了增强美国经济活力；降低政府开支主要是为了平衡预算，弥补减税可能带来的财政赤字；增加国防和基建投资主要是为了安全和使美国更伟大。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里根总统实施了与特朗普类似的政策，里根政策带来的后果是：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远远低于预期，对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扩大作用，远远高于预期。

与里根政策后果不同，姚枝仲认为，特朗普财税方案的实施，政策后果很可能是：小幅的GDP增长率提升，大幅度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增长。美国GDP增长率提升，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正面的外溢效果。但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增长会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的外溢效果。其中政府债务的增长，会对利率产生上行压力，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和美元升值，并可能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经济动荡。

美联储加息和缩表节奏是另一个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大外溢效果的因素。姚枝仲分析，美联储已经在2015年和2016年各加息一次，2017年上半年加息两次，并已经宣称要启动缩表计划。美联储减持中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缩表行为，将对中长期利率造成上行压力，加上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和特朗普财税政策对中长期利率的上行压力，美国未来的利率水平很可能快速大幅度提高，这一方面会抑制美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会引导资本流入美国和美元升值，造成其他货币贬值尤其是新兴市场货币不稳定。当然，这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的节奏。

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政策还有刺破资产泡沫的风险。姚枝仲说，加息对资产价格的抑制作用往往有滞后效应，一般需要连续多次累计较大幅度的加息才会突然导致资产价格崩溃。一旦美国资产泡沫破裂，刚刚有所复苏的世界经济，可能再一次陷入低迷之中。即使加息和缩表暂时没有导致其资产泡沫破裂，但有可能引起美国利率尤其是中长期利率飙升，并引起资本流入和其他市场的资本流出，可能刺破其他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可见，当前世界各国的资产泡沫已经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资产价格上涨持续时间越长，泡沫破裂造成的危害将越大。

另外，他认为，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逆全球化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倾向加强等也将影响未来世界经济走势。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规划评估处负责人申秋：中国园区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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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张娜

12月5日，第三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对话会在京召开。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规划评估处负责人申秋出席会议并就产业园区这一话题作专题发言。

申秋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其中产业园区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以经济贡献为例，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365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GDP贡献占全国GDP的五分之一，税收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出口创汇占全国的五分之二。产业园区在发展初期，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产业园区的功能更为丰富，它的功能不仅局限于吸引外资、增加外汇、促进就业，实现工业化；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它对中国的制度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乃至生态化等方面都带来了积极作用。

他表示，中国通过园区促进发展的经验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广泛关注，许多国家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经验，进行园区开发建设。此外，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也积极与沿线国家合作，共建产业园区，拥有了宝贵的经验，也产生了对园区发展知识的需求。所以，结合国内园区可持续发展需要和国际社会经验需要，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正在开展“中国园区发展经验及对发展中国家借鉴意义”的研究课题。

发言中，申秋还介绍了中国园区发展的主要经验。

第一个经验是园区建设和规划不能好高骛远，要尊重园区发展的生命周期。他介绍说，首先，园区的功能变迁嵌入于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经济的发展过程。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适应，其功能和角色在与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互动过程中发生着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园区可能因发展乏力被取消或降级，有的园区完成使命成为城市的一个区域，更有一批非常成功的开发区继续在更细分的功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其次，产业和园区的升级是渐进的、需要适当的条件。第三，成功的园区建设规划应与国际局势、本国国情和产业发展阶段紧密联系，为转型升级创造条件。

“有些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建设园区实现‘蛙跳式’发展，我们认为这是困难且危险的，也许通过技术或管理的革新，可以缩短某些过程经历的时间，但发展过程很难跨越。”申秋说。

第二个经验是因地制宜，高效利用既有比较优势。申秋表示，园区发展初期，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过去发展中都会留下一些基础条件，例如区位优势、产业集群、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大学和研究机构等。早期成功的园区，都能高效利用这些基础条件，作为招商引资、实现早期发展的比较优势，比如老工业基地沈阳，利用成熟的厂房、生产线和熟练技术工人，发展大型装备制造业和汽车工业；位于长三角地区的东莞，有邻近香港、深圳和广州的区位优势，在早期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通过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实现资本积累，在此基础上打造环境优美的松山湖高新区，成为当地转型升级的龙头。

第三条经验是通过园区建设创造对外开放的新环境、体制改革的试验田。申秋说，中国幅员辽阔，园区早期发展很难遍及全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需要开放的观念和对旧体制的突破。因此，政府通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手段提升园区小环境各方面品质，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探索体制改革的方向。一般在园区试验成功的做法，可能在全市甚至更广阔领域进行推广，实现制度创新。此外，整个发展过程中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中国园区一个特点是在园区成立的政府派出机构——园区管委会，其承担了园区开发、管理、招商引资等工作，聚集了一批有干劲、有创新精神的政府官员。在规划、建设和管理方面，中国学习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尤其是新加坡经验，实现了“小政府，大服务”。例如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共建的苏州工业园，深入学习新加坡经验，在新加坡的帮助下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营造高效透明的政务、市场和法制环境，为其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商务部外资司开发区处一等商务秘书胡天侠：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经开区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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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北京讯（记者 张娜）12月5日，第三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对话会在京举行，商务部外资司开发区处一等商务秘书胡天侠出席会议并就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专题发言。

胡天侠在发言中重点介绍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经验。

他说，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发展过程中，国内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国外模式，首先需要有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这三十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级经开区”）在成片开发和建设，在为投资者服务方面取得了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为其他地区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胡天侠认为，其中有一条经验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对外开放在开发区形成一个小高潮，因为，当时正好赶上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形成了生产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和研发全球化的新格局，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在这个背景下，国家级经开区成为承接产业的平台，并积极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发展开放型经济，不断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通过三十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示范引领区域。同时，国家级经开区坚持以实体经济做支撑，实现、发展产城融合的新城区，通过发展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实体经济，充分发挥国家级经开区要素集散、辐射带动、集约用地、服务创新等方面的作用。推动国家级经开区从单一的工业园区向以产业为主的综合性功能区升级，带动了所在区域不仅实现工业化，而且实现了城镇化、生态化的发展。建成了一批功能完善、景观优美，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产城融合新区域，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胡天侠说，下一步，中国准备继续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下进一步发挥国家级经开区深化改革、对外开放、创新发展平台的作用，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促进经开区创新发展。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巡视员姜平：以创新驱动成都高新区发展再迈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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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北京讯（记者 张娜）12月5日，第三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对话会在京召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巡视员姜平出席会议并作专题发言。

姜平说，今年上半年成都高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1.1亿元，同比增长9.0%，高于四川省、成都同期增速。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向好的总体发展势头，投资增长较快，产业后劲增强。从产业领域来看，今年上半年，成都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1464.6亿元，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总产值达1110.4亿元，同比增长17.9%，对规上工业贡献度高达75.8%，实现增加值增长49.2%，较一季度上升23.3个百分点，显示了重大产业化项目日益突出的支撑作用。

作为成都市新经济企业的聚集区之一，成都高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上工业总产值80%以上，奠定了新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数据显示，今年1月-9月，成都高新区263家具有新经济特征的规上工业实现总产值1990.5亿元，同比增长21.1%，实现增加值增长41.2%。

姜平表示，成都高新区将支持一切新技术、新组织、新模式、新业态、新价值发展。推动新经济“主体成群、要素成网、产业成链、环境成体”，力争将成都高新区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经济策源地和集聚区，为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提供产业主支撑、创新主引擎、发展主引领。到2022年，成都高新区新经济产值将达到4000亿元，占产业总值的比重达到40%。届时，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60%以上。

姜平表示，下一步，成都高新区将深化成都产城一体新的城市发展理念，在创新驱动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开拓持续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新局面。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管理部部长马仿列：全球汽车产业正向全面新能源化时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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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北京讯（记者 张娜）“今年以来，全球汽车产业在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变革推动下，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催生业态变化。全球汽车产业正在向全面新能源化时代转换。”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管理部部长、北汽新能源汽车公司首席规划师马仿列表示。

12月5日，第三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对话会在京召开。马仿列出席会议并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这一专题研讨环节就新能源汽车这一话题发表看法。

在马仿列看来，促使上述转变主要有四个推动力，一是技术进步。电池材料技术、电池能量密度技术、快充技术、整车控制技术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不断增长，充电时间不断缩短，产品成本迅速降低，使用时间不断延长。二是政府推动。各国政府大力支持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对新能源汽车政府补贴力度也非常巨大，一些主要国家纷纷发布禁售传统燃油车时间表，加速汽车产业向新能源转型。三是市场拉动。预计2025年，整个电动汽车性价比将超过燃油车，届时，传统燃油车和电动汽车出现此消彼涨趋势。2035年，预计全球新能源汽车有望达到70%占比。国际汽车巨头企业也快速调整汽车发展方向，密集推出电动汽车转型计划，纷纷宣布2030年-2040年停售传统燃油车。四是资本拥抱。资本市场及互联网企业积极拥抱新能源汽车企业，投资力度前所未有，而且愈演愈烈，包括谷歌、百度、优步等都纷纷涉足这个领域。

汽车产业将全面迈向电动化与智能化时代，电动汽车必将替代传统燃油车，这是大势所趋，已无悬念。汽车产业必须积极应对变革，守城者将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

国家能源局规划司规划处副处长葛炬：大力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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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北京讯（记者 张娜）“绿色低碳是中国能源发展的战略方向，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大力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是迈向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两个重要途径。”在12月5日举行的第三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对话会上，国家能源局规划司规划处副处长葛炬在专题发言时如是表示。

葛炬说，目前，煤炭是中国能源消费的主体，这些年来随着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煤炭消费比重呈下降趋势。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煤炭仍是我国基础性能源。

葛炬表示，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我国能源转型变革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在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来进一步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水平。第一，减少散煤使用比例，通过推进电能替代工程，进一步拓展天然气消费，压减散煤利用，扩大煤炭消费中电煤占比，争取到2020年这一比重能够达到55%左右。第二，全面实施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第三，适度发展煤炭深加工产业。

葛炬提出，在大力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同时，我国重视清洁能源发展。目前，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为13.3%，通过发展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措施，2020年，这一指标将达到15%。

神雾集团董事局主席吴道洪：中印可在四个行业加强清洁能源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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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北京讯（记者 张娜）12月5日，第三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对话会在京召开。神雾集团董事局主席吴道洪出席会议并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这一专题研讨环节就清洁能源这一话题发表看法。

吴道洪说，神雾集团是专业做清洁的企业，为煤炭、化石能源等能源领域清洁高度利用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他建议，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方面，中国和印度可以在四个行业加强技术合作：一是钢铁有色行业。中印都是矿产资源大国，开采过程的尾渣处理技术非常关键。二是煤化工行业。将煤炭等传统能源转化成为高端能源化工产品，后者成本低、污染少，在中印的发展前景都很广阔。三是火力发电行业。中国已经实现在煤炭发电过程中生产天然气，可以减少印度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四是城市矿产与绿色农业行业。将生活垃圾，比如秸秆、污泥转化成为油、气、碳等，减少二次污染。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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